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将城市文化建设提升到“中华文明”与“城市文明”的高度进行阐释和部署，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规划及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工作指明了方向。在较短时间内，中国的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进程创造了以深圳为代表的众多现代化新城，使这些城市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深圳及众多“速生城市”而言，如何在实现物质空间高质量建设的同时，塑造既有文化底蕴又具时代精神的城市风貌，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彰显中华文明的感召力与风范，关乎城市灵魂的安放与市民认同的凝聚，这也是城市规划工作者需要为时代书写的答卷。

一、以“新遗产”观重构“速生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理念

传统的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体系更侧重于遗存自身的历史久真性。以这一体系审视深圳这座“速生城市”，会发现它较其他知名城市而言缺乏大量高等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城市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事实上，深圳拥有七千年的人类活动史、两千年的海洋经济史、一千七百年的城市建设史、六百年的海防建设史，并全程见证了一百八十年的中国近代史以及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史。从新石器时代的咸头岭遗址，到东晋设东官郡、南头古城成为深圳城市史的开端，再到隋唐时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节点的赤湾古港、明清时期的海防要塞大鹏所城，乃至反帝爱国与革命抗战的前沿阵地，直至蛇口“开山第一炮”拉开改革开放序幕——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呈现出“新老共生、时空层累、开放包容”的鲜明特点。在现实中，我们常常发现深圳现代化城区中的古墟既珍藏了革命史迹，也是第一代特区建设者创业奋斗的见证地，还传承了岭南传统风俗文化，并随社会交往过程与城市的其他部分产生化学反应，它们是流动的、无界的。

在对这些时空载体开展保护和更新的长期实践中，我们深切体会到，新时代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需要实现三个层面的观念转向：一是从遗产本位转向生活本位，让历史文化活在街巷肌理与日常生活中；二是从静态封存转向更新中的保护与活化，在存量为主的格局下实现在发展中保护；三是从零散项目转向系统治理，将文化资源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的整体框架，逐步形成不依赖于个别的保护对象、但与深圳独特发展轨迹相适应的历史文化价值认知与整体性保育活化路径。

二、建立契合“速生城市”发展特征的“新遗产”系统保育框架

“速生城市”的历史文化保护一方面需要针对现当代遗产找到一条突破传统名城保护规则的发展框架，另一方面也需要将以点状保护为主要手段的近代及以前的历史遗产纳入城市感知和体验系统中，为“速生城市”找到共同历史认同的依托载体。对此，深圳构建了一个旨在系统保育和代言深圳改革开放历程、创新精神与移民文化的空间载体系统，使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真实、完整的发展史相匹配。基于一套超越年代限制、突出特征价值的遗产评价体系，深圳将具有改革开放特色的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等纳入保护对象，并由对个别保护对象的点状保护转向全域性、系统性的文化空间营造，构建全域融合的特色风貌保育空间格局。

深圳通过“山海连城+文化节点”的方式将城市公共开放空间与古村落等进行统筹布局，并通过绿道系统织补串联。在风貌管控方面，依托《深圳市历史风貌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办法》“三导则+三通则”体系等最新政策成果，将历史文化保护要求与城市天际线、视线通廊、公共空间等规划管控要素相衔接。同时，打造深南大道改革展示轴等线性廊道，并延伸多条主题体验游径，将散落珍珠串联成链，形成可感知、可体验的城市整体历史文化场域。

三、转变历史文化保护方法，探索在地化、活态化路径

在“新遗产”系统保护框架下，深圳尤其重视将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带动城市有机更新，使之焕发持续生命力。深圳摒弃静态封存，倡导“以用促保”，推动空间场景重构与遗产价值迭代。南头古城保护实践在严守“枕山面海、九街四门”古城整体格局与核心建筑的前提下，通过“微更新、渐进式”改造，引入深港城市双年展机制，植入创意工坊、文化展演、特色商业和公寓等新业态，使古城从历史标本演变为“活态博物馆”。金威啤酒厂改造进一步发展了城市策展的更新机制，以重大文化事件激活空间再利用，将工业遗存转化为能够讲好深圳工业品牌故事的公共文化地标。

深圳致精微于日常，把系统保育框架与建成环境特点有机结合。在城中村有机更新和综合整治中，以精心保留的宗祠、古庙和古树为核心扩展公共空间网络，将街巷交汇处、危房拆除空地塑造为“口袋公园”，以“化整为零”策略将大型服务设施分散嵌入多栋建筑首层，弘扬场所精神、延续城市文脉和生活肌理，从而提升空间品质与社区活力。

四、不断完善多方共治的历史文化保护生态

长效的保育离不开健全的机制保障，需要政府、市场、专业力量与市民社会的协同共治。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制订并在城市更新管理中严格执行历史文化资源事前审查机制，对涉及历史文化资源的城市更新项目开展专项研究，并依据研究结论统筹确定单元边界与开发强度。同时通过容积率奖励、功能置换等方式，让保留历史建筑不减少开发收益，提升各方保护意愿。在历史文化资源的活化再利用项目中，深圳充分探索“政府引导、国企牵头、专业机构运营、社会资本参与”的多方合作模式，明晰产权、鼓励流转，让文化遗产在合理的市场化运作中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良性互补。此外，开放式的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生态也孕育了一批活跃其中的个体和社会组织，他们或直接参与空间资源的设计、运营等专业技术工作，或积极投身宣传推广、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等活动，提升全体市民对本土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将专业保护转化为全民自觉的文化行动。

深圳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是一场为“速生城市”寻根铸魂的深刻实践。它要求我们超越既有实践方式，以“新遗产”观重新发现和定义这座城市的独特文化价值；从全局视角统筹昨天和今天，构建全域融合的文化空间格局；以“绣花”功夫和活态利用，让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生活脉搏，最终构建起政府、市场、专业人士、市民各尽其责、协力行动的历史文化保护治理生态。以此为起点，我们还需要不断加深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的学习贯彻，不断丰富新时代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各项创新举措，使深圳在持续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城市范例的新征程中，守护好贯穿七千年古今文明根脉与激荡四十年改革开放精魂的城市文化精神，让这座年轻的城市既有面向未来的先锋锐气，也有安顿身心的文化厚度，从而为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贡献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深圳样本”。

作者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更新分会副主任委员，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常务副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